但范畴史的研究应侧重于范畴的逻辑发展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辩证统一。

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程朱都主张知先行后说。[45] 程颢、程颐：《遗书》卷二。

[16] 薛瑄：《读书录》卷三。其一，心为人所特有，而人心有知（即知觉认识能力）。[41] 薛瑄：《读书录》卷六。圣人千言万语虽有精粗本末不同，皆说从性上来。[10] 因此，理气浑然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

薛瑄提出并强调心是反映理的认识器官的思想。[58] 朱熹：《朱子语类》卷九。[5] 这就把形而上同形而下对立起来了。

形而下是有形质的具体存在，即器物，它从无而生，由道而立，故在道之下、道之后。张载说：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故王阳明的哲学，可谓形而上的心一元论，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因此，先有形而上，后有形而下。

[4]《张载集·横渠易说·系辞上》。到了唐代，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23]《困知记》附录《答林次崖宪佥》。[15]《朱子语类》卷六十一。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他说：阴阳亦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

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他继承二程思想，以理气分形而上下，又吸收周敦颐、张载等人思想，完成了一个形而上学体系。这一思想，是对张载、王廷相的气一元论的进一步发展。

形而下者是有形体，有方所，能凝聚生物之气，即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内的物质世界。把形而上同形而下唯物地、又是辩证地统一起来。

又因为不离，形而上即存在于形而下之中，故形而上者又不是悬空无捉摸处，故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中，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15]。王廷相用气解释形而上与形而下，然谓之形，以气言之矣[24]。

他甚至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不可以有形无形言之，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 *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8-112页。与王阳明同时的罗钦顺，亦主形而上不离形而下，但他以形而下之气为本，以形而上之理为气所固有，从而批判、改造了朱熹的形而上学理本论他不像王廷相那样，否定有形而上之理，而是进一步发展了罗钦顺的思想，明确提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的命题，否定了朱熹所谓形而上者先于形而下者的观点。形而上与形而下真正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而引起讨论，是宋明理学以后。它彻底否定了形而上之理，把理解释成气化流行的条理，把道解释成气化流行的过程。

他取消了本体论的论证，具有某些实证科学的性质。[3]《张载集·横渠易说·系辞上》。

王廷相用气解释形而上与形而下，然谓之形，以气言之矣[24]。[30]《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但是，他又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有分别而不相离。这里所谓形而上，以形而下为基础，不是独立的存在，只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

[29]《礼记章句》卷十八。又因为不离，形而上即存在于形而下之中，故形而上者又不是悬空无捉摸处，故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中，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15]。天下万物皆有形质，形质即体，是第一位的。事物是有形有象的，因此是形而下者。

他还提出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31]的思想，直接涉及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但王夫之虽强调有形，则必有形而上者，同时又提出然形而上，则固有其形矣[30]。

[1] 认为形而上是道即无，它无形无体，但又是形之所以立者，所以生者，故在形之上、形之先。清代中期的戴震，用气化学说批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

[26]《读四书大全说》卷二。他继承二程思想，以理气分形而上下，又吸收周敦颐、张载等人思想，完成了一个形而上学体系。

[12]《朱子语类》卷七十五。但在朱熹后学中，有些人虽持形而上下之分，却强调二者不相离。[28] 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所固有，离开形而下者而独立存在的形而上者，是永远没有的。[19]《鹤山文集》卷五十八《高不器字说》。

[23]《困知记》附录《答林次崖宪佥》。他一方面说，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决是二物，另一方面又说，二者元不相离。

他说：阴阳亦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32] 不仅阴阳，五行之气未成五行之质以前，亦是形而上者，成质而为品物，才是形而下者。

他们普遍接触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规律和事物的关系问题，但回答并不相同。[7] 程颐进而指出：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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